〖大家〗談 | 婺源古村落的類型

單姓聚居古村占了婺源古村落的80%左右。

由于北方士族舉族南來婺源定居，或在婺源任職的官員留下來安家落戶，選定村基后即由本族人規劃開發、建設，一般不容外姓進入立足。

長此以往，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曛?，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屑小不敢肆焉?！保ㄚw吉士《寄園寄所寄》）。

陳去病《五石脂》也指出：“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婺源也不例外。如理坑為余氏聚居村，虹關為詹氏聚居村，鳳山為查氏聚居村，汪口為俞氏聚居村，裔村為汪氏聚居村、官坑為洪氏聚居村。

而在一個大姓聚居的古村周邊，則形成了一批為大姓提供種田、砍柴、抬橋、辦理紅白喜事等等勞動服務的小姓村落群，并相對固定雇傭關系，形成了明清時期流行于南方的一種具有嚴格的隸屬關系的租佃制度——“佃仆制”。

          （洪姓聚居古村——官坑）

這種村落是在當時的經濟社會形態下為適應宗族統治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

它的產生、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

北方大族進入婺源時，大多是合族舉遷，包括宗族鄉黨、佃客、部曲等龐大的家族成員。在南遷過程中，不斷增進內聚力和排外機制，借助家族財力和勢力，占地為主，屯聚成村。在新的自然環境里，他們一方面保持著名門望族的社會心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強適應土風民俗的能力。

為了防止土著居民的騷擾侵犯，也要求加強聚族而居的內部管理體系和抵御外部沖擊的防范機制。

有的宗族進入已有其他姓氏居住的村落地盤，憑借財力、智力和勢力發展壯大，以至于排擠趕走原有的姓氏家族。如理坑村余氏努力擴張后，使原來的金氏遷往了延村。江灣原有鮑、葉、滕等姓混居，蕭江氏遷入后迅速繁育壯大，使原有三姓都陸續遷出了江灣村。

大姓古村的佃仆也被稱作地仆、佃民、莊仆、世佃等等。佃仆，是一種特殊身份，他不是奴隸，但卻有一般佃農所沒有的特殊從屬性。

小姓村落的佃仆與大姓村落的地主之間存在著主仆名分。佃仆沒有遷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地主的干涉，沒有科舉入仕的資格，甚至言談、服飾等日常生活小節也受約束。

在法律地位上，佃仆相當于奴仆，但二者也有性質上的區別。地主對奴仆的控制沒有限度，對佃仆則有限度；奴仆服役沒有回報，佃仆則有回報；奴仆以口為單位計算，沒有私有財產，佃仆則有家庭，有一定的私有財產，以戶為單位來計算。

佃仆與佃農也有區別。佃農對地主只承擔種田納租的義務，而沒有其他附加條件。佃仆則除了種田納租外，還要為主人承擔固定的勞役義務，如守護管理墳墓，操辦婚喪葬祭事宜，提供應試服務和抬轎、牽馬等服務。

佃仆由于種主田、住主房、葬主山而以契約或宗規家法形式確定與主人的長期穩定關系，其來源有多種形式，或由家內奴仆釋放而來，或因佃種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來，或因無處棲身而被迫居住地主莊屋以致淪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場而淪為佃仆，或因入贅、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淪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賣身為佃仆。

多姓混居的村落也“姓各有祠，分派別復祠”（民國《歙縣志·風俗》）。村落仍在宗族制度下運行。

多姓氏間通過族長、房長出面協調村落規劃建設和管理事務。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各宗族形成了自身的勢力范圍。

宗族之間經濟、婚姻、田地都產生了一定的交流成規。大多數村落中各宗族能協調目標和關系和睦相處，通過婚姻關系結成新的血緣共同體。也有少數村落宗族間矛盾處理不好，沖突日甚，形成水火之勢。

在多姓氏混居村落，也有的逐步形成以一姓為主，他姓為輔的格局。主姓家族掌握了全村的決定權，輔姓家族只有配合服從。

 （李、朱等姓氏共居古村——上嚴田）